《叶生》的士情与诗情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是《聊斋志异 · 自序》中蒲松龄的自抒，充满了凄凉、悲哀和孤独，它至少指出了两个信息：一、《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作；二、作者有着深沉的孤独感。作者这两个基本精神，在《叶生》篇中得到延续与扩展，表现为蒲松龄士情与诗情的融合。

    “士”的情怀是由中国传统文人自古形成、代代延续下来，由儒家文化熏陶出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它有极丰富的内涵。在《叶生》中，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怀才不遇之感，知己之情和执着精神。

    《叶生》有相当强的自传色彩，带着作者科举生涯的印迹。蒲松龄生活的时代，通过科举入仕可以说是几乎所有士人的希望与出路。作为士人之一的蒲松龄，自然不能脱离这一窠臼，他有才气，有理想，久居村野并非他的所愿。他有能力在科举考场中游走自如，他没有像别的读书人那样因才气不足而怕科举不中的忧虑，他自信自己能在科举制下平步青云。然而，自他 18 岁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后，他却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去了。虽考不上，但他依旧执着地参加科考，科考成为他身为士人的情结之一。

    《叶生》中，叶生是一名才子，“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遇不偶，困于名场”，他怀才不遇的情况与蒲松龄何其相似。这种现实情况是否已转化为叶生内心怀才不遇的情感与痛苦，叶生对名场是否还有较深的眷恋，此时我们还不太清楚，但“关东丁乘鹤”的到来，使叶生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折，后面的故事全由此引起。我们可以看到，叶生久困名场实际是有着深沉的怀才不遇之感。文中叶生自陈：“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半生沦落”是一种凄凉的不被人赏识的结局；“非战之罪也”实际上是对自身才华和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命运的疑惑与反驳，实在是借项羽之叹以作己之叹。可以说，从叶生的“困于名场”到鬼随丁乘鹤再到鬼之消失，是一曲怀才不遇者的悲歌。

    蒲松龄的才华得到两个人的赏识，施闰章和费祎。对于渴求“知我者”，时时“偎栏自热”的蒲松龄来说，这种知遇之恩好比久旱逢雨，令他一生感激不已。这种感情即知己之情在《叶生》中化为“士为知己者死”的生死相随的行为。

    叶生久困名场，只有丁乘鹤对他大加赏识，而且极力支持他参加科考。这种突然降临的知遇之恩令叶生作为士人的知己之情沉积、增强，感恩到不顾自己性命的程度。因此，当科考再次失败后，叶生的希望彻底破灭，“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精神上的打击让叶生病倒了，而“公遣问不绝”更加重了叶生的负疚感，这种精神压力实际上加速了叶生的死亡，使他“服药百裹，殊罔所效。”后来丁乘鹤要离开，但为等叶生同行而一再淹累，于是叶生虽死而鬼相随，誓报知己，助丁乘鹤之子平步青云，而自己却不愿再入考场。作了鬼的叶生说：“士得一知己，可无憾。”蒲松龄在《叶生》篇末的“异史曰”中写到：“魂从知己，意忘死耶？”“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提到知己可以“通我曹之性命，”将他的知己之情明确表达了出来，并对这种生死相随的报恩行为充满了感叹和欣赏。

    蒲松龄的执着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他从未放弃过对科举的憧憬，他笔下的叶生也是充满执着精神的，不过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叶生“困于名场”说明他已多次参加科考，他对于科举的热心并没有消失。后来叶生致力辅助丁乘鹤之子，似乎已失去对科举考试的兴趣，“黄钟长弃”不算，还在丁乘鹤劝他回乡参考时“惨然不乐。”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叶生的热情没有消减，而是将它转化到丁乘鹤之子的身上，丁乘鹤之子是凭着叶生的文章考中的！叶生将在科考中胜利的希望交给了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对科举的执着依然存在，他相信自己的才学在科考中的实力，自己不中仅是“是殆有命”的结果。后来，叶生之子也走上科举之路，这是叶生执着的继续。

    以上是《叶生》中表现出的士情的三个方面，而从文学色彩说，也即从诗情上讲，《叶生》孤寂、悲凉，有浪漫气质，充满对亲情的依恋，以及无奈的虚无感。

    台湾作家白先勇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它的历史感、沧桑感和无常感。而蒲松龄是一个被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的文人，接受了几千年文明中的沧桑感和虚无感，他的生活环境对他有所限制，因而他的作品对现实的反映范围比较窄，也不够深刻，但却在另一方面促成了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极至发挥和自我的细致表现。蒲松龄的诗中有一些意象，如秋、月等，都是非常传统的，诗作《秋夜得秋字》、《秋燕》、《秋夜雨》、《望月》等，都反映了这一特点。他的诗也表现出悲凉与沧桑，如《夕霞》“赤城风起暗愁人”，《壮士》“扶风豪士饮离亭”，《凭高》“凭高无语泪西风，忽向云乡见断鸿。” …… 蒲松龄这种由传统和现实铸就的诗情，贯注进了《叶生》，主要表现在叶生一生的遭遇上。

    叶生是孤寂而悲凉的，他的才华至死才有人赏识，他的世无知己的孤独感引起了他的悲凉感，为人不得志而为鬼方才“入北闱，竟领乡荐”。更为可悲的是他竟不知己死，以为可以荣归故乡了，“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在“今我贵矣”的欣慰中发现自己已死的事实，于是产生了更大的悲剧——鬼灭。于是，无论是为人还是为鬼，现实都没有给他与其才华相配的待遇，有的只是孤寂和悲凉的路途，引向的都是幻灭的世界。在作者眼中，命运是弄人的、无常的。叶生的命运捉弄了叶生，命运通过现实主宰了叶生，叶生是一个命运悲剧的主角，充满了悲剧精神。

    叶生是浪漫的，他执着，他跨越了生死界限，为人时不得志，为鬼也要完成心愿。在生或在死，为人或为鬼，都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完成所未完成的报知遇之恩的心愿。叶生代表了蒲松龄。蒲松龄将自己不得意的现状和无法实现的愿望放到了叶生身上，他的理想与不得志的现实猛烈撞击，两者的断层激起他想象的波翻浪涌和感情的倾泻，他终于在《叶生》篇末发出慨叹：“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生和死没有界限，一切都是为了情，为了叶生的希望，叶生的心愿。为了这个希望，这个心愿，叶生可以舍生忘死，可以让“皇天也肯从人愿”。这种对生死的超越形成了诗意的巅峰。

    叶生已死，但“今我贵矣”的新境遇使流在他体内的传统的血液激起一种情感：对亲情的眷恋。他对自己的亲人有愧疚，因为他没能通过科考让妻子和儿子过上好日子，故而他的生活一有转机，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家中。出乎他意料，妻子见到他竟然受到惊吓，叶生“凄然曰：‘今我贵矣。三四年不见，何遂顿不相识？”他对亲情的眷恋是真挚深沉和充满凄凉感的。叶生的妻子也是亲情的展现者，在叶生“扑地而灭 …… 衣冠履  如脱委焉”之后，她明白自己多年共处的丈夫真的回来看她了，于是“大恸，抱衣悲哭”。这是妻子情感的爆发。叶生和他的妻子之间的情感使《叶生》篇充满了人情味，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字中恋亲思乡的主题，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继承。

蒲松龄的思想受佛教一定的影响，而佛教本身在中国长期的流传也融汇进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虚无就是其中的一种。《叶生》蕴含着深深的无奈的虚无感。叶生才学出众而科考不中，他的志向在他有生之年是以虚无告终。他变成了鬼，考中了，自己才蓦然发现自己已失去了平步青云的资格，因为他自己早已死了，人间的法则不能允许身为鬼的他的存在，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扑地而灭”，离开这个人世，到他为鬼应该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无论叶生怎么执着，怎么有才气，他都是以幻灭告终，他的毕生追求都在“鬼灭”中化为虚无，一切皆空。“葬以孝廉礼”对于叶生的命运也没有实际意义了。

    《叶生》的诗意表现在以上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又是相互渗透着，辉映着的，它们共同构成《叶生》篇凄凉、不平的基调，有一种郁郁忿闷之气。

    总的说来，《叶生》很好地融合进了蒲松龄的士情和诗情，贯注着孤愤精神和孤独感，极好地展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力和感悟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个人风格素养的集中和升华，也是对蒲松龄才华的再次证明。